賈誼與黃帝文化(筆記四則)

時間:2016-08-02 11:06:35 來源:公祭軒轅黃帝網 作者:劉寶才 編輯:梁君

????一、賈誼與《新書》

????賈誼,漢高祖劉邦七年(前200年)生于河南郡雒陽(今河南洛陽)。十八歲時以文才聞名,被郡守吳公召到衙門任職。文帝劉恒即位初,吳公升任廷尉,便向文帝推薦賈誼,稱贊他年輕有才,精通諸子百家。文帝征召賈誼來到朝廷 ,給他一個博士職位。當時賈誼二十出頭,在同僚中最年輕。每遇文帝有事咨詢,同僚回答不上的時候,賈誼就站出來回答,大家都很佩服。文帝喜歡賈誼,破格提拔他,一年內升任太中大夫。賈誼對修訂歷法、制定法令、改革制度、振興禮樂提出一系列建議,還提出“諸侯就國”的主張。文帝打算再提升賈誼,給他公卿的職位,由于大臣周勃、灌嬰等反對沒有實現,便派他去做了長沙王吳差的太傅。幾年后,文帝又召回賈誼,接見長談以后,感覺相隔幾年,賈誼的學問見識更加令人佩服了,不久就讓他做了自己最寵愛的小兒子梁懷王劉勝的太傅。不幸的是,后來梁懷王劉勝騎馬時掉下來摔死了。賈誼感到,作為太傅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哭泣了一年多,也死去了。賈誼的卒年是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十三歲。賈誼出仕從政,只有十多年時間,先后擔任的博士、太中大夫、太傅都屬于文化職官,或備咨詢、掌論議,或為教師性質,始終沒有完全脫離書生的身份。

????西漢時已有賈誼的文集。西漢末年劉向看到的賈誼文集有72篇,劉向刪定為58篇,就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賈誼》一書。南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稱,《漢書?藝文志》的《賈誼》一書流傳到南宋基本完整,只有《問孝》和《禮容語(上)》兩篇的正文失傳,篇題與正文倶存的56篇。今見《新書》與南宋時相同,是賈誼的著作沒有疑問。今見《新書》十卷56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事勢”,講政事與形勢,包括卷一至卷四,共32篇,都是呈送文帝的奏章。第二部分“連語”,引述歷史上的典章制度或人物故事,用來諷喻現實,包括卷五至卷八,共18篇。第三部分“雜事”,包括卷九和卷十,共8篇。“連語”“雜事”各篇,或解釋經傳古義,或記述禮儀程序,可能是賈誼任太傅時所用的講義和筆記。

????《漢書?藝文志》將賈誼的《新書》列入儒家類。在“獨尊儒術”的時代,崇儒的班固將《新書》列入儒家,主觀上是一種抬舉,客觀上不符合實際。賈誼活著的時候,如果有人說他是儒家,恐怕他本人不高興。后代正統儒家人物也不接納賈誼,朱熹說:賈誼的書內容“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說得深了,覺得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朱熹《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歷代二》)“駁雜”自然是貶抑。該不該貶抑是另一回事,但朱熹認為賈誼不是儒家,我以為是對的。

????二、《新書》述黃帝

????觀察《新書》中引述的黃帝的言論、身世和事跡,是了解賈誼與黃帝文化的關系的直接途徑。

????賈誼《新書》中有兩處引述黃帝的言論,還有兩處引述黃帝的身世和事跡。摘錄如下:

????一,《新書?宗首》:“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

????二,《新書?益壤》:“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三,《新書?制不定》:“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四,《新書?修政語(上)》:“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

????第一條引文可能引自《六韜》。《六韜》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意思是:中午陽光正強的時候一定要及時曝曬,刀子握在手里的時候一定要趕快宰割,比喻說明做事要不失時機。以下的“執斧必伐”以及從反面作的更多比喻,都是同樣的意思。學界對《六韜》的真偽性一直看法不一,成書時代也有多種說法。上個世紀70年代初,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六韜》殘簡,河北定縣漢墓出土《太公》殘簡,證明《六韜》并非偽書,多數人認定它是戰國時人的作品。

????第二條轉述黃帝的身世和事跡,來源比較復雜。先秦與秦漢之間的多種文獻中有關于黃帝的身世和生平的記載,《新書?益壤》的這一條是一個綜合轉述,包含作者自己的理解。這一條中說黃帝是炎帝之兄,當由《國語》所說“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推測而來。說黃帝伐炎帝的原因是“炎帝無道”,則與《國語》所說的是由于二帝“異德之故”不同,而與司馬遷說的是由于炎帝“侵陵諸侯”(《史記?五帝本紀》)相通。賈誼和司馬遷的說法必有來源,這個來源我們現在找不到了。說黃帝伐炎帝之戰發生在涿鹿之野,與其他記載不同。從《逸周書》到《大戴禮記》以及《史記》、《漢書》,一致說黃帝伐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發生于涿鹿之野的戰爭是黃帝與蚩尤之戰。說黃帝伐炎帝戰于涿鹿之野,可能是誤記。《史記正義》以為阪泉即古涿鹿,也可備為一說。說黃帝伐炎帝之戰血流漂杵,與《大戴禮記》所說“三戰然后得行其志”都是言戰爭激烈,只是用語不同而已。

????第三條也是轉述黃帝的身世和事跡,內容與第二條大體相同。唯炎帝黃帝“各有天下之半”一說,為第二條所無。《國語》記載炎帝“成于姜水”、黃帝“成于姬水”。“各有天下之半”的說法也可能是由《國語》的這個記載演化來的。

????第四條引文出處不明。《修政語》上、下篇,列舉五帝及三代著名帝王有關治國之道的言論,并進行解說。本條列于上篇之首,以水為喻說明治國之道。《老子》尚水,言“上善若水”,多以水喻道。就表達方式而言,本條與《老子》一致。就表達的內容而言,本條與《老子》有不同。《老子》以水喻道,表達的內容是處下不爭,柔弱勝剛強。本條黃帝之言以水喻道,表達的內容是涌流不息、追求不止的自強精神。

????從《新書》引述的黃帝身世、事跡和言論中,我們看到賈誼的政治主張與黃帝文化有密切關系,黃帝文化為他的政治主張提供了依據。賈誼主張,君主要考慮安定天下的大事,不可追求虛名,不可拘泥于細微末節。主張君主做事要當機立斷,不可優柔寡斷貽誤時機。主張君主治理天下要踐行誠信與仁義,要持之以恒。這些都是黃帝文化的精神。

????三、《新書》的黃老色彩

????黃老這個名稱見于《史記》的《孝武本紀》和《老子韓非列傳》。黃,指黃帝;老,指老子。以黃老名派,表明這個學派從老子出發又有發展。這個學派的形成不早于戰國時代,在戰國秦漢間影響很大,西漢初年成為支配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派別。諸子多數學派都與黃帝文化有關,但在學派名稱上標出黃帝名號的只有黃老學派一家,表明這個派別與黃帝文化關系非常密切。因此,觀察《新書》的黃老色彩,也可以成為了解賈誼與黃帝文化關系的途徑。

????《論六家要旨》中說黃老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吸取了各家的長處。文中還指出了各家的長處所在,認為陰陽家的長處是研究陰陽運行,儒家的長處是列舉“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墨家的長處是提倡“強本節用”,法家的長處是辨正君臣上下的名分,名家的長處是“正名實”。黃老道家吸取各家的長處,表現出綜合諸子學術思想的意向。《新書》正是具有這樣的傾向。有學者研究了《新書》以后,得出結論說:“《漢書?藝文志》所載先秦至秦漢時期的六類學術著作,都在賈誼讀書的范圍之內。”(躍進:《賈誼所見書蠡測》,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這個結論與當年吳公贊揚賈誼精通諸子百家是一致的。

????《新書》廣泛引述諸子著作。對道家著作有直接引述,如:

????《新書?審微》引《老子》54章:“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新書?君道》引《文子?上德》:“大道亶亶(坦坦),其去身不遠。”

????《新書?審微》引《管子?牧民》:“管仲曰:‘備患于未形。’”。

????《新書?俗激》引《管子?牧民》:“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新書?無蓄》引《管子?牧民》、《撰度》:“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老子》、《文子》、《管子》,《漢書?藝文志》都列入道家,班固的自注還稱文子系“老子弟子”。對儒家著作也有直接引述,如:

????《新書?等齊》引《禮記?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

????《新書?審微》引《孔子家語?正論解》中孔子對于衛君允許叔孫于奚僭用君主禮樂的評論:“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新書?保傅》引《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對其他各家的思想也有吸取,表現出既尊重又有分辨的態度。于墨家,《新書》有“仲尼、墨翟之賢”(《新書?過秦》)之語,又有“墨子見衢路而哭”(《新書?審微》)之句。于法家,《新書》贊揚商鞅“立法度,務耕織”(《新書?時變》),批評其“違禮儀、棄倫理”(同上),指出其迷信暴力、忽視禮儀倫理在秦統一后國家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惡劣。于陰陽家,稱頌鄒衍為賢士,認為鄒衍入燕對于燕國安全昌盛、戰勝齊國有決定性作用(見《新書?胎教》)。我們推測,賈誼還接觸過馬王堆漢墓中的簡帛文書,包括被定為《黃帝四經》的黃老之學的典籍。這批簡帛文書是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中發現的,墓主是漢初長沙王相利蒼的兒子軼侯利豨。軼侯利豨與賈誼同卒于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卒年也是三十余歲,兩人是年齡相當的同輩。賈誼任長沙王太傅的幾年里,與軼侯利豨一定會有交往,完全有機會閱讀軼侯利豨的藏書。

????黃老道家是從老子思想出發兼取綜合諸子的,老子思想在黃老學術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論六家要旨》指出,黃老道家學術的宗旨是“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就是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從事物本性為辦事的實際原則。《新書》的治國之道與黃老道家的宗旨契合不違,在根本上體現出《新書》的黃老色彩。《新書?道術》說:治國之道,“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換個說法即,虛是治國之道的根本,術是治國之道的具體辦法。接著解釋說,以虛為本,就會像銅鏡那樣明亮,能夠照見美丑;就會像稱那樣無私,能夠稱出輕重。君主清虛寧靜,發生了事端就公正地去協調,事物有好的開端就順勢引導它發展,養育事物成長完成。這樣,社會就會和諧安定,君主的好名聲就會四方傳揚。又解釋說,以術為末就是君主要躬行仁、義、禮、信,要維護社會公正和法律制度,要舉用賢才、教化人民、廣泛聽取意見等等。依照賈誼如此解釋,虛與術都屬于道,它們是治國之道不可或缺的兩個組成部分。兩個部分的地位不同,虛為本、術為末,虛決定術、術反映虛。但強調虛具有決定作用,非謂虛可以代替術、本可以代替末;認為術反映虛指出術是建立在虛的基礎上的,術又是虛的體現,非謂術可有可無,末無關緊要。賈誼《新書》這樣講治國之道,與黃老道家一致,與老子有同有不同,與儒家大不相同。

????四、賈生未為不遇

????司馬遷寫《史記》,將賈誼與屈原的傳記合為一篇,題為《屈原賈生列傳》。生,書生也,一般指年輕的讀書人,有純潔、正直、滿懷理想的意蘊。司馬遷稱呼賈誼為書生,親切、憐惜,充滿暖意。

????唐代詩人李商隱有一首詠史詩也以《賈生》為題,詩曰: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李商隱本人仕途困頓,是個終生不得意的書生。這首詩為賈誼嘆息,與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有關,很可以理解。但以為文帝不識人才、不顧蒼生、非常迷信鬼神,那是錯怪人了。接見賈誼的時候,文帝剛才在“受釐”儀式上接受過鬼神的祝福,心中縈繞著鬼神之事的感觸,見到賈誼便談起鬼神來,未必能夠說明文帝特別迷信鬼神。賈誼面對文帝是怎樣談論鬼神的,沒有任何記載,但可以作個推測。賈誼最初曾寄身吳公門下,吳公曾向李斯學習,而李斯又是荀子的學生。賈誼讀過荀子的書是可能的,他的鬼神觀念也許與荀子一致,認為能夠賜福降災的鬼神并不存在,統治者祭祀鬼神只是為了文飾政治。談話過后,文帝贊揚賈誼見解高明,原因何在?由此也可窺知一二。文帝臨終遺詔說:“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史記?孝文本紀》)他反對厚葬久服的陋俗,要求為他陪葬的器具只用瓦器,為他舉辦的喪葬儀式盡量從簡。文帝與求神求仙希冀僥幸不死的秦始皇、漢武帝不同,不是那么迷信鬼神的人。

????很明顯,文帝是賞識賈誼的。二十來歲的賈誼應召來到長安,文帝立即任用,又破格提拔。文帝派賈誼任長沙王太傅,不能說明文帝不再信任賈誼,也不像是單純的貶謫,似乎有更多考慮。長沙國地處南方前沿,地理位置很重要。長沙國是最忠誠于中央朝廷的封國。劉邦分封的異姓王國中,只有長沙國一直忠于朝廷,存在了近半個世紀,傳國五世,最后一代長沙王無子而絕。讓賈誼去擔任長沙王太傅,暫時遠離周勃、灌嬰一般大臣的攻擊,是一個既重要也安全的安排。賈誼去了長沙以后,文帝并沒有忘掉他。幾年后將他從長沙召回,接見的時候一直交談到深夜。李商隱的詩寫的就是這次接見。不久,文帝又讓賈誼作了他最寵愛的小兒子梁懷王劉勝的太傅,還多次就朝政征詢賈誼的意見。賈誼英年早逝,班固為之悲痛嘆息,同時指出賈誼的建議文帝多已實行,賈誼“未為不遇也。”(《漢書?賈誼傳》)班固的這個評論是公允的。

????那么,在削藩問題上,為什么文帝不采納賈誼的建議?為什么“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這是不能回避的問題,應該加以討論。

????漢初,分封與郡縣并行,封國的疆域加起來比郡縣的疆域加起來大得多。分封本來是為了護衛中央朝廷,強大的諸侯王國卻不斷出現分裂傾向,如何處理諸侯王國問題成為中央朝廷面對的重大政治問題。劉邦分封了八個異姓諸侯王:趙王張耳、長沙王吳芮、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韓王韓信、齊王韓信(后徙為楚王)、梁王彭越、燕王盧綰。由于中央集權與異姓諸侯王國之間矛盾很快激化,劉邦先后以謀反的罪名將七個異姓諸侯王國廢掉了。為了控制局勢,劉邦末年又分封了九個同姓諸侯王。其中七個是他的兒子:齊王劉肥,趙王劉如意,代王劉恒,梁王劉恢,淮陽王劉友,淮南王劉長,燕王劉建。還有兩個:楚王劉交,是他的弟弟;吳王劉濞,是他的哥哥劉仲的兒子。同姓王國建立起來以后,與中央朝廷的矛盾也隨之產生,發展到對抗、反叛。直到武帝時,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

????賈誼當時,同姓王國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文帝三年(前177年),文帝兄劉肥的兒子濟北王劉興居叛亂。文帝六年(前174年),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劉長作亂。劉邦兄子吳王劉濞長期稱病不朝,已經有人告發他在圖謀反叛。賈誼從嚴峻事實看到,只要有力量,同姓諸侯王也會反叛,同姓諸侯王也是分裂國家的勢力,發展趨勢是“大抵強者先反”(《新書?藩強》)。他建議文帝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同上)的策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賈誼看到的事實,文帝當然也會看到;賈誼指出的趨勢,文帝必然也認識得到;賈誼建議削藩符合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文帝更不會誤解。但是文帝不采納賈誼的建議,不愿意主動出手,寧愿等到不得已的時候再采取行動,這也是有原因的。文帝只大賈誼一歲,當時也是年輕人,而身世、性格與賈誼不同。文帝是劉邦的庶子,為妃子薄姬所生,八歲立為代王。呂后去世后,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要立代王劉恒為皇帝,派人到代都晉陽(今山西太原)迎接,他當時的反映充分表現出行事謹慎的性格。又是反復咨詢群臣,又是占卜探測天意,又是派舅父薄昭去會見周勃偵察虛實,覺得萬全無慮的時候才決意前往長安。行至高陵又休止不進,派近臣先入長安觀察情勢,得到萬無一失的報告才進入長安。即位后立太子一事,文帝又表現出另一個樣子的謹慎。有司請立太子,文帝先說天下的事情還沒有辦好,不要先考慮立太子吧。后來又說,楚王劉交是自己的叔父,吳王劉濞是自己的哥哥,淮南王劉長是自己的弟弟,還有其他諸侯及宗室成員,都可以繼承皇位,不一定要立太子吧。這些當然只是做個姿態,最后還是立了他的長子劉啟為太子。但這也說明,以庶子和諸侯王之一的身份立為皇帝的文帝,并非一個強勢的皇帝,大事總要顧慮皇室親貴。削藩是對皇室親貴開刀,他必須慎之又慎。同時,文帝還要顧及陳平、周勃等把他扶上皇位的資深大臣的態度。文帝不會不知道呂后時的舊事。當年呂后打算立諸呂為王,先問右丞相王陵的意見。王陵說:高帝和大臣們立下誓約,非劉氏子弟不可稱王。又問陳平和周勃的意見,他們卻說,太后既然代行天子之職,封呂氏諸兄弟為王,沒有什么不可以。過后王陵責備陳平、周勃逢迎呂后,他們回答說:“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后,君亦不如臣。”(《漢書?王陵傳》)這話意味深長。呂后死后,陳平、周勃果然除掉了諸呂,證明這些老臣的謀略和忠誠無可懷疑。他們不支持年輕的賈誼,文帝也不能不有所顧忌。

????晁錯和主父偃是另外兩位力主削藩的歷史人物,可以作為評論賈誼的參照。

????晁錯,晚賈誼一年出生,景帝時官升御史大夫。景帝接受了晁錯的《削藩策》,決定削奪吳、楚、趙諸封國的封地。事情的發展卻有曲折:早已圖謀不軌的吳王劉濞利用機會,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聯合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苗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發動了叛亂,史稱吳楚七國之亂。袁盎秘告景帝,主張殺掉晁錯求得吳楚七國退兵,丞相陶青等聯名彈劾晁錯,說他“無臣子之禮,大逆無道”。景帝腰斬晁錯于長安東市,時年四十六歲。氣焰正盛的叛軍拒絕退兵,景帝武力平定叛亂,吳王劉濞兵敗被殺,其他六個叛王或自殺或被處死。最后,叛亂是平定了,晁錯卻死于他忠誠效力的景帝的刀下。這是賈誼死后十四年發生的事情。

????主父偃,早年游說齊、趙、燕北、中山不遂。元光元年(前134年)上書武帝得到賞識,官至中大夫。后來建議武帝,令諸侯王施恩分封子弟為列侯,以削弱諸侯王國。武帝采納他的建議,頒布推恩令。于是諸侯王的支庶多受封為列侯,瓜分了王國的土地。而列侯隸屬于郡,各個王國只能管轄被瓜分后剩余的土地,實力大為削弱,對中央朝廷不再構成威脅。這是賈誼死后三十四年發生的事情。主父偃得勢以后驕奢淫逸,瘋狂斂財。有人說他太橫行霸道,他卻說:“我從束發游學以來已經四十余年,困厄的日子過得太久了。大丈夫活著不能列五鼎而食,寧愿受五鼎烹煮而死。我已經到了日暮途遠的歲數,就是要橫行逆施。”最終,在官場傾軋中,有人告發了他的受賄行為,死在武帝刀下,被誅滅全族。

????主父偃的下場大半是自作自受。晁錯死于景帝刀下,則當了一只未能替罪的替罪羊。文帝謹慎的避免陷入沒有必勝把握的對抗,也就避免了做出屠殺功臣的蠢事。朱熹說:“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五《歷代二》)賈誼遇到懂事的文帝,算是幸運了,何必曰不遇呢!

????后 記:

????最初給這篇小文擬的標題是《賈誼與黃帝文化》。寫作過程中感到,文章的某些內容已經溢出了題目范圍,便加上“筆記四則”四字來彌合。當然,也可以干脆抹掉《賈誼與黃帝文化》這個題目,但還是沒有抹掉。保留這個標題,是想表示一種意向:希望把黃帝文化研究伸展到諸子學術領域去。以往的黃帝文化研究已經形成一些重點或熱點,如史前黃帝時代研究(包括與考古學結合的研究)、黃帝祭祀研究、黃帝與中華民族研究、民間習俗與民間故事中的黃帝文化研究等。在這些重點或熱點上,國內黃帝文化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從諸子學術領域研究黃帝文化不夠。把黃帝文化研究伸展到諸子學術領域去,可以增強黃帝文化研究的思想性,提高黃帝文化研究的學術水平。還可以考慮進一步擴展,從我國歷史上精英文化的各個領域探討黃帝文化。本文僅僅是通過觀察賈誼與黃帝文化的關系提出問題,期待這方面的研究出現有價值的成果。(作者:劉寶才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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