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時代的開始 黃帝文化與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

時間:2018-08-01 16:04:52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李伯謙 編輯:梁君

  黃帝是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的第一位帝王,號稱中華民族的人文始袓。至少從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間,人們篤信不疑,無人提出疑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疑古思潮興起以后,黃帝是否確有其人其事,在學術界遂成為問題。

  毎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對自己的歷史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對歷史的記述和研究,大體有三個系統:一個是從口耳相傳到文字記述的文獻史學系統;一個是從社會發展角度切入,從摩爾根的蒙昧—野蠻—文明到馬克思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學系統;再一個就是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近代考古學誕生以來依據生產工具質地的不同劃分為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的考古學系統。三個系統興起和形成的時間有先后,觀察問題的角度有側重,所作論斷也會有一定的差異,但三者研究的對象都是人、人類社會及其演進的過程。這就決定了三者在研究中,只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會發生一定的交集,甚至收到殊途同歸之效果。

  《史記·五帝本紀》和與之相關的文獻自然屬于文獻史學系統,由于其始于口耳相傳的傳說,有些記載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不足為奇,但仍可從中獲取有關黃帝和其活動的有價值的信息:

  ——黃帝不是一個具體的個人,而是一個族的稱號;黃帝不是只有一世,而是有好多世,甚或十世、十八世;黃帝不是在位幾十年,甚或幾百年、兩千五百多年(見許順湛:《五帝時代與考古學文化宏觀對應的研究》,《華夏文明》2016年第05期)。

  ——“黃帝”一名見于戰國銅器陳侯因茲敦,更因《史記·周本紀》周滅商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氏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禮記·樂記》為“于薊”),表明黃帝的傳說不僅流行于戰國,甚至可早到商末周初。

  ——黃帝繼神農氏而起。《商君書·畫策》:“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歿,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匹配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乃征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舉風后、力牧、帝先、大鴻以治兵。”表明社會發生了重大轉折,建立了行政、軍事機構。

  ——黃帝時多有發明創造。《世本·作篇》“黃帝使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叟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證算數,容成作調歷”,使“沮涌、倉頡作書,沮涌、倉頡為黃帝左右史”。《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治五氣,藝五種”,“時播百榖草木,淳化烏獸蟲蛾”。發明宮室、舟車、杵臼、耒耜、銚鋤、弓矢、衣裳、釜甑。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說:“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表明傳說黃帝活動地域是以中原為中心并波及到了黃河上、下游和淮河、長江流域。

  ——《史記·五帝本紀》雖采用五帝為“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說,但其他文獻尚有“少昊、顓頊、帝嚳、堯、舜”“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諸說。上述諸說中,前幾位有所差別,但最后兩位多主堯、舜,說明“五帝”的說法雖有異,但接續最后一帝的都是禹,即夏的開國之君。

  從以上文獻史學有關記載的梳理,摒除荒誕不經的成分,可以知道,黃帝不是一個具體個人的稱號而是一個族的名稱;黃帝族氏延續的時間不止是幾十年,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黃帝是繼神農氏而起,神農氏往上社會處于基本平等的狀況,自黃帝開始進入社會復雜化、階級形成、戰爭頻仍、生產發展、文明初現的時代;繼而經過傳說中的顓頊、帝嚳、堯、舜的進一步發展,至禹受舜禪建立夏朝開始,社會由幾個部落首長聯合執政的政治體制轉變為王位世襲的專制王國,開啟了《史記·五帝本紀》之后由《史記·夏本紀》為標志的歷史演進的一個新階段。

  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考古學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傳入中國,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斷努力,重大發現層出不窮。即從與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密切相關的核心地區中原新石器時代考古而言,迄今已發現了距今10000年左右的以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為代表的李家溝文化,距今7500年至9000年的以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為代表的裴李崗文化、以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為代表的磁山文化,距今5500年至7500年的以陜西西安半坡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距今4300年至5500年的以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距今3900年至4300年的以河南洛陽王灣遺址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從年代序列來看,其間綿延不斷,已經沒有缺環;從遺址規模來看,自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開始,陸續出現分化,超百萬平方米的、幾十萬平方米的、幾萬平方米的遺址,應有盡有,在有的大型、超大型遺址中,出現了像鄭州西山遺址、鞏義雙槐樹遺址等那樣的設防城墻和壕溝,出現了像陜西華縣泉護村南臺地遺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河南靈寶鑄鼎原西坡遺址那樣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鑄鼎原西坡遺址那樣的大墓;進入河南龍山文化階段,設防的城址像山東龍山文化、湖北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內蒙古和陜北的大口二期文化一樣,城址和壕溝更像雨后春筍般涌現;在經濟生活上,動物的馴養、植物的培育達到了新的水平,儲藏糧食的窖穴隨處可見;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反映宗教崇拜和裝飾的小陶塑、陶環、玉器等屢屢被發現。以通過古人遺留下來的遺跡、遺物和遺跡現象研究歷史及其演變規律為己任的考古學家,將距今萬年左右的李家溝文化稱為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磨制石器逐步代替了打制石器,農業剛剛出現,定居成為新的棲居形態;將從距今9000年至7500年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至距今7500年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稱為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農業代替采集成為主要生產部門,獨立手工業岀現,手工業內部有了分工,彩陶燒造日臻繁榮,玉器、骨器等精神文化產品有了專門的制造,出現了單人葬、多人合葬和甕棺葬等多種墓葬形式……將從距今5500年至4300年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稱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聚落分化,沖突加劇,戰爭頻仍,社會激烈動蕩;將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河南龍山文化稱為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或銅石并用時代文化,社會處在重大轉型當中……

  考古學上發現的遺跡、遺物和遺跡現象,是人和人類社會各種活動的遺留和反映。從社會演進的角度,蘇秉琦先生將距今5500年至4300年以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壇、廟、冢為代表稱為古國階段,他在1985年遼寧興城考古座談會上所作《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報告(刊于《遼海文物學刊》創刊號,1986年)中說“古國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是我國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與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處在同一發展階段的尚有以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為代表的凌家灘“古國”和以河南靈寶鑄鼎原西坡遺址為代表的仰韶“古國”,這些所謂“古國”,其發展程度大體相當于西方學術界所說的“酋邦”。由于“古國”一詞缺乏確切的含義,我建議徑可將該發展階段的社會形態稱為“酋邦”。高于古國的,蘇先生從地域不同角度考慮,稱之為方國。方國其實就是王國,這是強制性權力高度集中和膨脹、暴力使用泛濫帶來的結果,其標志是斧鉞等專門武器的大量存在和使用、設防的大型城址的涌現以及隨處可見的非正常死亡現象。王國是真正科學意義上的國家,最早出現的王國,長江下游以良渚城垣、祭壇、高等級墓葬、大型水利設施和統一的神徽為代表,黃河流域以山西襄汾陶寺古城、宮殿、觀象臺、銅制品等為代表。如果說良渚、陶寺是王國的第一個小階段,進入歷史時期以后,夏、商則是王國階段的第二個小階段,西周、東周是第三個小階段,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帝國,歷史便進入了權力高度集中的帝國階段,直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而結束。

  考古學、社會學和由口耳相傳到文字記載形成的文獻史學,盡管觀察角度不同、側重點不同、使用材料不同,但都是對中國古史所作的梳理和概括,在實事求是原則基礎上,運用恰當的方法,是可以互相印證和對應的。1996年啟動的“九五”期間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夏史和夏年的研究即是一次很好的嘗試。文獻史學根據文獻夏有十四世十七王和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積年的記載,以推定的夏、商分界之年1600年為起點將夏朝始年定為公元前2070年,考古學以文獻“禹都陽城”之陽城在登封為據,推定登封王城崗大城即陽城,以其為代表的遺存為最早的夏文化;以“太康失國”“后羿代夏”記載為據,推定新密新砦期遺存即羿浞代夏時期的夏文化;以“少康中興”記載為據,推定二里頭文化為少康中興至桀亡時期的夏文化,并運用碳十四測年技術,測定王城崗大城年代范圍“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年至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年至前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年至前2030年或公元前2100年至前2020年,其中值約為公元前2055年,與距文獻推定的夏之始年基本相符”(見李伯謙《“禹都陽城”新證跡》,《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我們運用同樣的方法和研究路徑,還推定了襄汾陶寺遺址即文獻所記“堯都平陽”之所在地(見李伯謙《略論陶寺遺址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中的地位》,《帝堯之都中國之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夏朝始年既已推定為公元前2070年,那么,從兩個途徑即可大體推出黃帝時代開始之年。一條途徑是以夏朝始年加上傳說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帝之年,以上諸帝在位之年傳說不一,對此前引許順湛先生《五帝時代與考古學文化宏觀對應研究》一文已作過研究,他選定“黃帝10世1520年,顓頊9世350年,帝嚳10世400年(包括堯),帝舜1世50年”,合共2320年,加上夏朝的2070年,黃帝時代開始之年便是4390年。但帝嚳10世400年將堯年包括其中之說似不可為據,因《春秋命歷序》明言“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堯自不應包括在帝嚳年世內,《易緯稽覽圖》即言“堯一百年”,加上堯年,則黃帝時代開始之年則應為4490年。另一條途徑是據文獻從神農到黃帝社會發生重大轉型的記載與考古學文化在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到廟底溝類型之間的顯著變化相對應,參考碳十四測年結果,推定這一社會重大轉型的年代應在距今5500年至4300年范圍內,取其中值為距今4900年,與從口耳相傳到文獻史學推定的年代較為接近。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華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相關學科的共同參與。考古學上的一系列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自然是主要的立論根據,但《史記·五帝本紀》等記載的包括黃帝在內的有關傳說,通過剔除荒誕不經部分的可信性研究,仍是包含有史實素地的有價值的可貴史料,將其與考古材料比對進行綜合研究,可以得出最接近事實的論斷,具有不可忽略或替代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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